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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默特檔案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的早期體現

      發布時間:2023-02-16 作者:梁蘭英 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中國民族教育》

      土默特處于中原地區通往蒙古高原的交會之處,是既可農耕又能放牧的肥美之地。據《土默特志》(上卷)地理志部分記載,土默特地區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稱之為敕勒川,“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北朝民歌《敕勒歌》描繪的就是土默特地區的壯麗風光。隋唐時期,這里被稱為白道川,到了宋、遼、金時期又稱之為豐州灘。直到明朝,因蒙古土默特部在此駐牧而稱為土默特地區,到了清代,沿襲北元時期的土默特旗稱謂,分為左右兩翼。直到現在,土默特地區成為我國內蒙古自治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大致包括呼和浩特市、包頭市,以及巴彥淖爾市的烏拉特前、中、后旗以及五原縣一帶。

      土默特地區因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很久以來就是多民族繁衍、遷徙以及東西方文化交匯融合的地方,由于戰亂、災害、屯墾、駐防、互市、商貿等原因,人口遷徙比較頻繁,滿族、蒙古族、漢族、藏族、回族等各民族都在此聚居。中華民族的歷史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的歷史,記載內蒙古政治、經濟、文化的土默特檔案,也記載著土默特地區多元一體的歷史。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土默特地區就有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早期意識,并把教育作為增進文化認同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這在記載相對詳細而又有傳承性的土默特第五小學檔案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為促進民族發展而開設學校

      清朝時期,隨著漢族移民在土默特地區屯墾經商,滿族、蒙古族、漢族、藏族、回族五族雜居格局日漸形成,經濟上表現為“漢種蒙地,蒙取漢租,互相資以為生”,久之漸成聚落長期雜處。隨著生產方式和民族結構的變化,各民族文化交融從漸通婚姻、飲食、衣著、居住等延伸到教育領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關系,文化的相吸相融成為土默特地區民族關系發展的精神紐帶。

      1922年,京綏鐵路延伸至包頭城南二里半村后,土默特地區教育文化領域的改革被提上日程。因為鐵路的到來,二里半村地價很快高漲,蒙古族漢族租佃戶彼此爭奪不斷。為了平息這種糾紛,1923年土默特當局專門設立蒙民生計處,負責蒙古族民眾租佃過約手續,并且提取地價百分之三的手續費,作為生計處公費及開辦學校的經費,由時任土默特右翼六甲參領都格爾扎布兼任“包頭蒙民生計處主任”。當地的“包頭鎮半日學堂”(又名土默特第三初等小學堂)在1911年清朝滅亡后停辦一直未能恢復。據載于《土默特史料》(第十集)中《土默特第五小學的歷史概況》所述,為解決包頭地區蒙古族人民子弟的教育問題,都格爾扎布聯合包頭蒙古族士紳胡陞等組成校董會,籌備恢復學校教育。據土默特左旗檔案館藏《土默特總管公署第五初級小學校調查表》顯示,在原來包頭鎮半日學堂(土默特第三初等小學堂)房舍基礎上,土默特第五小學于1923年10月建成。以民辦公助形式開設的學校,成了促進民族團結進步的重要陣地。

      為促進文化認同而教習通用語言文字

      語言文字相通是人民順利溝通的關鍵,溝通不暢就難以達成理解,形成認同。同時,語言文字教育也是傳承文化最重要的形式,而以通用語言文字為主體的教育是形成文化認同的必然選擇。

      由于土默特地區蒙漢雜居,語言文字的相互學習態勢已經形成,到清同治至光緒中期時,當地青年基本都會說漢語,以至于都格爾扎布在其編纂的《蒙文輯要》序言中寫道:“現在蒙古子弟,大半不知蒙語,且不注重蒙學,所以惴惴然,猶恐根本之學將漸失傳,因此樗櫟庸才而纂輯此本?!庇纱丝梢钥闯?,早在20世紀初期,土默特地區就已經以漢語為通用語言了。民國時期,從1912年實行“壬子癸丑學制”,到1922年又仿效美國實行“六三三學制”,學制在不斷變化,進而課程設置也在不斷進行調整,課程標準及名稱也隨之變化。但是,由于當時規定小學科目可以依據地方情形,酌量分合。土默特地區各小學的課程并沒有隨之頻繁變化,而是針對實際情況進行個別科目的調整。據《土默特志》記載,1913年的土默特地區小學課程有“修身、國文、算術、手工、圖畫、唱歌、體操”,有條件的學校加授“蒙文”。1923年的課程有“國語、算術、音樂、圖畫、體育、常識、修身”,個別學校加授“蒙語”。而在1930年考試分數冊上顯示,土默特第五小學的課程設置主要有“國語、算術、蒙文、常識、工藝、體育、圖畫、音樂”。

      如表1所示,國文在三個時期一直在開設,可見,內蒙古地區早在20世紀初就開展了通用語言文字教育,而只是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加授“蒙文”,并不是我們想象的在內蒙古地區教學就是以蒙古語教授為主。從教習“國文”這一點上可以看到當時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的萌芽。

      為促進民族交融而蒙漢學生兼招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促進民族團結、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鍵,而學校作為交往交流交融最直接的場所,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

      從土默特檔案記載的土默特初等小學章程來看,最初土默特第五小學學生的名額定為30名,學生名額在特殊情況下可以變動,“如越額,隨時呈請擴充”。從學生籍貫來看,由于土默特第五小學是為解決蒙古族子弟學習而設立的,因此設立初期招收的全部是蒙古族學生。但是,據《土默特史料》(第十集)記載,1928年之后,由于畢業、升學以及轉學等諸多原因,在校學生人數一度下降。為保持學?,F有人數規模,后來就開始招收漢族學生。

      當時雖然是由于生源不足而兼招蒙古族和漢族學生,但是卻在客觀上實現了蒙古族漢族學生合校,同時,土默特第五小學當時不分蒙班漢班,教授課程也不因民族身份有異。民漢合校、混合編班,不同民族學生在同一個環境中學習現代科學文化知識,形成了共學共進的氛圍和條件,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不同民族學生“各抱各的團、各走各的圈”的現象,從而在客觀上促進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為貫徹民族工作而進行啟蒙教育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幾千年生生不息,很重要的原因是有民族精神的支撐、有一脈相承的價值追求。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視民族工作,提出實行“民族自決”、實現民族平等的方針政策。針對內蒙古地區實際,分別于1925年10月和1930年11月發表的《關于蒙古問題議決案》《中共中央關于內蒙古工作計劃大綱》等重要文件,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民族平等”的政治原則。20世紀20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就在培養蒙古族共產主義者、建立內蒙古黨組織、創辦民族革命刊物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1923年秋,一群有志于革命的蒙古族青年從土默特和各盟旗奔赴北京入蒙藏學校接受新思想,在李大釗等同志的重視下,這群革命青年民族覺悟逐漸提高,成為內蒙古民族革命的中堅力量,這其中就有土默特的先進青年烏蘭夫、李裕智等。

      隨著革命思想不斷傳入土默特地區,各種進步書刊也不斷傳到學校,一些學校成為革命的啟蒙場所和民族宣傳的重要陣地,土默特第五小學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1925年初,內蒙古建立了熱河、察哈爾、綏遠和包頭四個工作委員會,李裕智同志被任命為包頭工委書記,而包頭工委辦公處便在土默特第五小學校,并在此開展對內蒙古西部地區的革命工作。

      李裕智等同志除外出宣傳、組織革命活動工作外,還利用課外時間對高年級學生進行民族意識和國內革命形勢等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激發蒙古族青年積極投身于民族復興斗爭中的覺悟和熱情,培養其革命傾向和愛國主義精神,使其日益關心國家前途和民族的命運。有10多名學生在李裕智等人的號召下,或參加內蒙古人民革命軍,或進入軍官學校。土默特第五小學也就成為他們革命思想重要啟蒙地和接受革命洗禮的重要場所,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在土默特地區的早期實踐地。

      土默特地區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共同開拓了遼闊的疆域,共同書寫了多元一體的歷史,并且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就有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早期教育,共同培育學生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而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土默特地區作為內蒙古自治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將繼續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發揮更重要作用。

      (作者:梁蘭英,單位:內蒙古科技大學檔案館)(《中國民族教育》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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